夫余后期王城考兼说黄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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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12-24 10:41
1980年，在文物普查时，曾在当地采集到几件陶罐口沿、桥状器耳、平底陶器残片等。这几件陶器均已残破，但 ...

（三）与夫余后期王城相关联的墓地及高等级出土器物

城，是由人建的。墓，是筑城人和住城人的归宿。筑城人的墓地，不会远离他们所筑和所住之城。重要城池附近的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器物，是认识墓主人与城主人的指南和向导。

确定夫余王城，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与其相对应的汉代文化遗存。吉林市龙潭山一带，就是夫余境内汉代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这方面，尽人皆知，无需赘言。由吉林市向西，夫余境内汉代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就是辽源龙首山城一带。在辽源市、东辽县、东丰县境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文化遗址、西团山文化遗址和汉代文化遗存。类似于吉林市帽儿山一带出土的夫余文化系列陶器和金银器等，在龙首山周围分布密集，在长期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出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高句丽、渤海、辽金的遗存在当地不断得以发现，这与农安从来就未发现夫余、高句丽、渤海遗存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辽县石驿彩岚村出土的铜剑、一批铜镜和金器、马蹬、牌饰、铁器、陶罐、玉石、玛瑙珠饰等汉代器物，与吉林榆树老河深、吉林市帽儿山两地文化面貌十分接近、高度一致，完全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我们认为，这是龙首山山城是西徙近燕后期王城的可靠证据。[57]

彩岚北山墓地，位于石驿乡东南5千米彩岚村北山东坡上。西北距石驿乡政府所在地约1.5千米。东南距彩岚村约1.5千米。墓地座落在一南北向的岗梁上，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在是大片的农田。沿此岗向南300米许至漫岗南端，有一处青铜时代居住遗址，从地理位置推测两者或者有所关联。据当地群众反映，墓地是在1970年前后深翻地过程中偶然发现的，逐渐吸引了远近众多农民来此“挖金子”。一时间挖出铜剑、铜镜、金器、马蹬、牌饰、铁器、陶罐、玉石玛瑙珠饰以及大量人骨、马骨等。1986年文物普查时，在墓地中采集到一些陶豆、陶罐、陶碗等器物碎片。这些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陶胎中含有较粗大的砂粒，质地显得粗糙，素面为主，部分器物表面经过打磨，陶器颜色分为红褐陶、灰褐陶和灰陶三中，焙烧火候高低不均匀。其中灰陶烧造较好，陶土中砂粒较细，而且在岗南端的青铜遗址中很难见到，或者具有标型或年代上的意义。可以辨识的器型有豆、罐、碗等，豆皆为圆柱形直筒式柄，浅盘，口径不很大，罐多为敛口，圆唇、鼓腹、小平底。耳多为扁方形扳耳，有的在耳缘加刻竖线纹，此外还有少量的桥横状耳和环状耳等。

1979年，吉林省博物馆曾调查过彩岚北山墓地，并发表简报。1986年，为编写《东辽县文物志》，吉林省文物考古究所到这里进行文物复查。两次调查得知，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深度多在1米至1.3米左右。俗沿厚葬，随葬品丰富。

另一处为长兴后山墓地，[58]位于石驿乡北部石驿至辽源市公路东侧长兴沟里。长兴沟是一条宽500米余的较大山沟，呈西北—东南走向，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漫岗，山谷中有一条山涧小溪西北出沟汇入大梨树河。墓地东南距夹荒沟屯约2千米，西南距石驿乡政府长江屯约3.5千米。墓地座落在长兴村小学校后面漫岗南坡上，坡势漫缓，墓地面积约近2500平方米。1979年，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省博物馆派文物干部调查彩岚北山墓地的同时，也调查了这处墓地，从群众手中征集若干随葬器物。1983年省文物工作队又派人到这里征集文物。1986年文物普查时，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墓地东段长60米、宽40米的耕地里，采集到相当数量的陶器残片、器耳、器底等。据当地群众介绍，在当年“挖金热”中，这块坡地1米以上的土层几乎都已被挖遍了。墓地中除出土有人骨、马骨之外，还挖到过金银饰、铜剑、铁刀、牌饰、玉石珠以及完整的陶罐。从采集的陶片特征来看，长兴后山墓地和前述彩岚北山墓地颇为一致。可辨识的器型有豆、壶、碗、罐等。豆柄为空芯圆筒状，壶为侈口短颈、鼓腹、小平底，罐为侈口、鼓腹、平底，个别罐底略呈假圈足状，口部直径6.0—14.0厘米不等，陶碗为敞口曲腹平底，亦呈假圈足状。器耳见有扳耳、瘤耳、桥状耳、环状耳等多种，数量以前者为多。

墓室结构为长方形土坑墓，深度与彩岚北山墓地相近似，多在1.0—1.3米左右。排列有序，约计百余座。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特征为看，这处墓地与彩岚北山墓地同属同一时期同一考古文化。

与此相联系的，是辽宁西岔沟墓地。58西岔沟墓地，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位于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小山岗上。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了63座墓葬。墓地面积约为8000平方米，推测共有墓葬500座左右。已发掘的全是长方形土坑墓，为坐西向东、排列有序的单人葬，头向西。位于墓地中心的墓，多随葬长短兵器、马具和较贵重的金银（或鎏金）佩饰；处于墓地东西边缘的墓，大多只有一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从这里可反映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

墓中所出的随葬品共13800余件,有兵器、马具、工具、器皿、服饰以及许多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在出土的大量铜铁兵器中，有刀、剑、矛、矢镞和鸣镝等。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多面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透雕铜饰板。这些铜饰板有的表面鎏金，饰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和几何纹图案，有几件铸有骑士出猎和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有铁、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佩饰、货币（半两、五铢）等。这些遗物反映了该部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

这批墓葬，我们认为当是夫余墓地，与辽源石驿彩岚村墓地属同一文化，只是石驿彩岚墓地出土器物的档次要高于西岔沟墓地。石驿彩岚墓地，当有可能是西徙近燕的夫余的贵族墓地。石驿彩岚墓地距辽源龙首山城约20公里，西岔沟墓地距彩岚墓地约30公里，距龙首山城约40公里，应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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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夫余后期王城相关联的墓地及高等级出土器物

城，是由人建的。墓，是筑城人和住城人的归宿。筑城 ...

（四）渤海夫余府周边的渤海墓地

辽之黄龙府，是在渤海夫余府基础上改称的，时在辽灭渤海之时。《辽史》载：“次扶馀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於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赞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59]《辽史》还载：“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馀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於此，而以扶馀为黄龙府云。”[60]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次扶余城，太祖崩，舒噜后称制，决军国事。未几，奉梓宫还。”[61]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黄龙府是以渤海府改称的。而农安又无渤海遗迹，要定农安为渤海府，是困难的。最初的黄龙府，必须有渤海遗迹作考古学支撑。辽源龙首山山城，则具备这个必要条件，满足这个特定要求。

东辽县“小高丽墓”墓地，[62]位于足民乡北3公里安民村小高力木屯南山上，此山名为“小高丽墓”。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漫岗，墓地在岗东端，东下方是一条通往伊通县的公路（清代就有此道），越过公路约250米是南北流向的杨树河，河两岸是平地，站在墓地处可眺望到东北500米处的安和村、北面300米的小高力木屯和伊通境内的欢喜岭水库。

据宣统元年（1909年）成书的《西安县志略卷四·地形篇》记载，小“高丽墓山上有古冢数十。”[63] 1986年，文物普查队来此调查时，发现墓地因东面不断挖砂取土被破坏掉大部分，从遗物散布范围推测，墓地面积约计2000平方米。地表散布遗物皆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有的陶片有慢轮修整痕迹。可辨识的器型主要是筒形深腹罐，采集以这种陶罐的口沿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外卷沿，另一种是在沿下饰有一圈锯齿附加堆纹。罐底是平底，直径12厘米。此外还在断层中采集到马下颚骨。

因墓地已遭受严重人为破坏和限于地表调查，墓室结构及葬式不详，从遗物特征看，与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三期文化、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的陶罐基本一致，故推断此墓地是唐——渤海时期粟末靺鞨族遗存。这是《东辽县文物志》记载的十分宝贵的资料。[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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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渤海夫余府周边的渤海墓地

辽之黄龙府，是在渤海夫余府基础上改称的，时在辽灭渤海之时。《辽史》 ...

（五）夫余川

夫余川之说，缘于金山大捷之后，唐高宗手敕劳赏薛仁贵。薛仁贵决意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馀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四十馀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仁贵便并海略地，与李绩大会军于平壤城。[65]

此夫余城，指高句丽的夫余城，即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夫余川何在，则需要研究。

第一，关于夫余川。夫余川在何处？首先，还应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五代唐天成初，契丹东丹王突欲居扶余城，盖在唐高丽扶余川中。”[66]从中可知，契丹东丹王突欲居扶余城，当为渤海或高句丽之夫余城。而这一夫余城，不论是高句丽的还是渤海的，盖在唐高句丽的扶余川中。

关于高句丽之夫余川，王绵厚先生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柳河罗通山城即“西徙近燕”后期夫余王城的主张，并认为，“罗通山城所在的松花江上游辉发河，为‘夫余’源出的东北名川‘夫余川’。而松花江上游古‘夫余川’的谷道，应为古‘夫余道’。”[67]这可作为一说。

还有几种说法，大同小异，基本都属王绵厚先生最先提出的看法。综合分析，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满足不了夫余川中“四十余城”这一必要条件。[68]罗通山周围，无四十余城。因而，难成定论。

第二，关于夫余川四十余城。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载：“总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绩等拔高丽扶余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必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69]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只是二千人与三千人有别。

几经反复考证比较，高句丽的夫余城是吉林市龙潭山山城，渤海的夫余城当是辽源市龙首山山城。从吉林龙潭山到辽源龙首山，这区间，当属夫余川之一段无疑。这区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建筑年代较早的汉代土筑古城很多，十分密集。由此再往西去，一直延伸到辽宁铁岭地区的张楼子山城。这一带的年代较长的土城，约有四、五十座。这是历史文物遗存留给我们的信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有可能昭示，夫余道，必在夫余川中；夫余川，是由夫余道串起来的！

夫余道又在何处？《新唐书》记载：“扶馀，契丹道也。”[70]契丹道，正是夫余川上前后扶余城一带。在地理格局上，则是以四、五十座土城串起来的夫余川中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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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余川

夫余川之说，缘于金山大捷之后，唐高宗手敕劳赏薛仁贵。薛仁贵决意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 ...

（六）结语

夫余后期王城如何定位，涉及面广，难度很大，是正确确定渤海府、高句丽夫余城、黄龙府、通州等年代、地点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经过根据研究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我们的实地调查，综合起来加以系统思考、仔细甄别，审慎疏理、小心剥离，渐渐发现，辽代“黄龙府”和与辽代“黄龙府”有关之地，从公元926年到1115年，共历189年，分为三个阶段，位于三个地点。农安，是第三阶段“复置”之黄龙府，历95年。通州，是第二阶段“黄龙府”废后安置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严格说不应称为“黄龙府”，历45年。《新唐书》中“扶馀故地为扶馀府”，意为在夫余故地中设夫余府。夫余王城应是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其前期王城在吉林龙潭山一带。其后期王城，应有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和相当于汉代所建古城，城中有汉、高句丽、渤海、辽金文化层并出相应器物。重要城池附近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器物，是认识墓主人和城主人的向导。古城附近有夫余墓葬而且并出高档次夫余文化器物，同时还应有不可或缺的渤海墓地。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辽源龙首山山城。据此，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龙首山山城当即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渤海国的夫余府、“黄龙府”的得名之处、辽太祖的驾崩之处。这处“黄龙府”，是夫余川的中心地带，是前后两期夫余王城之间由年代较早土城串起来的契丹道。夫余前期王城、薛仁贵所破扶余城，均为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夫余后期王城、渤海夫余府、夫余城、第一阶段黄龙府，当在辽源龙首山山城。通州、第二阶段安置黄龙府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应在农安西南。农安是第三阶段黄龙府和金之济州、隆州。农安、西丰城子山山城、柳河罗通山山城，均不是夫余后期王城。龙首山得名，或与辽太祖见龙说有关。

附记，本文初稿写成后，得到魏存成先生悉心审阅与具体指点，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辽源市博物馆等给以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注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

5、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生版第167页。

6、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7、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39页。

8、[日]池内宏：《夫余考》，《满鲜地理研究报告》第13册，第80－84页。

9、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8页。

1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1、《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传·夫余》，参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9页。

12、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10页。

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集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14、池内宏：《夫余考》，《满鲜地理研究报告》第13册，第80－84页。

15、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页。

16、 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8页。

1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2页。

18、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10页、215页。

19、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20、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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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夫余后期王城如何定位，涉及面广，难度很大，是正确确定渤海府、高句丽夫余城、黄龙府、通州 ...

21、[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2－54页。

22、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15页。

23、梁振晶：《高句丽千里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24、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25、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1页。

26、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11页。

27、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页。

28、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

29、元·脱脱等《辽史》卷八景宗纪上。

30、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1008页。

31、金毓黼：《奉天通志》卷五十四·沿革四·统部四·辽，

32、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1页。

33、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34、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列传第二百五十。

35、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页。

36、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3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38、金毓黼：《奉天通志》1148页；《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四·地理考夫·夫余府；《东北通史》上编，第168页。

39、《辽海丛书》《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版527页。

40、《开原图说》。

41、《开原县志》题下记。

42、民国六年《开原县志》。

4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2页。

4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农安县文物志》，1987年版。

45、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四平市文物志》，1988年版。

46、周向永：未刊稿《辽通州考》。

47、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

48、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志第五。

4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5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51、参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82至83页。

52、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5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

5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55、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

56、。参见辽源、梨树、伊通文物志及《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

57、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58、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59、元·脱脱等《辽史》卷二·二。

60、《辽史》卷二·本纪第二。

61、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

62、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5、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6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6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10页、215页。

68、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69、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70、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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