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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公孙氏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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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3 15: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人往往将视线集中在魏、蜀、吴的兴衰成败,却忽视了发生在三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历史。东汉帝国的东北边疆,曾出现过一个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因为由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并以汉辽东郡为中心,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这个政权一边在中原群雄如曹操、孙权之间巧妙周旋,在中原板荡的年代偏安了半个多世纪;一边称霸辽东,东拒高句丽,北抚夫余,南服韩、濊,空前强化了华夏文明在东北地区的影响。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政权,还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公孙氏政权的史事仅见于《三国志》及裴注,以及更晚写成的《后汉书》中。《三国志》将辽东的创业者公孙度与陶谦、张杨、公孙瓒列入同传,只作为一个不识大义负隅顽抗的地方军阀看待,这一认识在古代史家中颇具有代表性。辅助性的材料,主要是一些关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古籍,特别是12世纪朝鲜学者金富轼的《三国史记》[1],这本书主要依据汉文典籍写成,关于这段历史,虽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与《三国志》往往冲突错乱,用起来要格外小心。除了古籍的记载,考古的成果也能提供一点线索,汉魏晋时期,辽东地区以及东夷故地的考古发现还是很丰富的。可以参看《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第9、10两册。[2]但是考古发现往往时限含糊,很难确定到某一个百年,更何况公孙氏政权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以上这些,几乎就是原始材料的全部了。值得一提的是,孙进已、艾生武、高雅风等一批学者编的《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的第一、二卷[3],仔细搜罗了各种古籍中关于东北的文字,极大方便了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本文的写作也颇得其便。

材料的局限决定了研究的情况。除了通史和地方史志中偶有提及外,专题性的研究最早见于民国时期陶元珍的《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发表于40年代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编的《东北集刊》上。在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4]里,介绍了日本和西方学界的研究(截止于1991年),完全以公孙氏政权为研究对象的,只有K.H.S.加德纳的《辽东的公孙氏军阀》,载于《远东史论集》1972年的第5、6期。较近的一篇是崔国玺的《略论公孙度》,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东北人物志》专栏,这篇文章虽然运用了很多文献材料,也运用了考古发掘的成果,但正如文章标题所写,重在议论,而不在于史实的整理。

本文意在理清这一段历史的基本脉络,并试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里去认识公孙氏政权。尽管错漏之处难免,能够将公孙氏政权引入方家的视野,也算有所裨益了。
一、关于公孙度的家世的推测


公孙度是怎样发迹的?这是在正式论述公孙氏政权之前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关的材料只在《三国志·公孙度传》中有一点,为了引用方便,全列如下: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年,琙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5]
第一个突如其来的信息是“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何为“避吏”?避吏为何避到了玄菟?“避吏居玄菟”与“任度为郡吏”之间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要从汉末的郡吏说起。汉代郡守及丞、尉由中央派遣,而郡守则拥有辟除权,可以自行署置幕僚佐吏。一般郡吏掾属必须任用本郡人士,可是三辅和边郡不在此列。[6]玄菟郡又有从辽东选吏的传统,《汉书·地理志》云:“玄菟、乐浪 ,武帝时置……郡初取吏于辽东。”[7]最重要的一点是,到了东汉后期,郡吏一般都任用名族大姓,或者亲属子弟,按照唐长孺先生的说法,东汉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姓、冠族控制的。[8]这让人不禁猜想,公孙度是不是出身大姓、冠族呢?
这里先摘引几条关于东汉时期公孙氏的材料:
《后汉书·董宣传》:董宣……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9]
《后汉书·公孙瓒传》: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10]
《三国志·崔琰传》: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11]
《三国志·牵招传》:文帝践阼,拜招使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招广布恩信,招诱降附。建义中郎将公孙集等,率将部曲,咸各归命。使还本郡。[12]
《三国志·吕虔传》: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13]
《三国志·东夷传》:(辽东太守)蔡讽……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阵。[14]


北海国,治平寿,在今山东省潍坊市附近。范围东到莱阳、南至泰山、西接齐国、北至渤海。根据“大姓公孙丹”五字,公孙氏在北海国是大姓无疑。据孙进己等编《东北历史地理》[15],东汉辽西郡令支县在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南赵店子古城。“家世二千石”,富贵非常,是当地名门望族无疑。清河属冀州,今山东临清附近,公孙方能就郑玄受学,并非等闲家世。公孙集有部曲可帅,也是豪强之家。泰山公孙犊应该是一个聚族自保的宗帅,公孙氏在泰山亦为强宗。在整个环渤海地区,公孙氏都不失为一个大姓。更有曾为辽东郡掾属的公孙酺,能够在太守身边作战,职位一定不低。公孙度一族很可能是公孙酺的族人甚至后代。
这样就可以理解《公孙度传》中的那段话了。公孙氏是辽东大姓,长为辽东郡郡吏,到了公孙度的父亲公孙延时,可能受到对手的排挤,也可能自己违反了法纪,于是“避吏走玄菟”。公孙氏既是大姓,又很可能与玄菟太守公孙琙有亲缘关系,至少也算是同宗,玄菟又有任用辽东人为郡吏的传统,公孙度很自然地做了玄菟郡吏。后来他以自己的才干获得太守的青睐,往后的仕途决定于朝廷内不同政治势力(如军人和名士)的此消彼长,这是另一个值得专文论述的问题,本文暂不涉及。可是如果公孙度出身卑微或单家,那么这第一步绝没有这么容易迈出。至于《三国志·公孙度传》中的“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说明他的家世还不算高贵——的确,与当时许多刺史太守的家族都是“累世三公”相比,公孙度的出身,也就不足道了——只能从郡吏开始自己的仕途,而这一条仕进道路在汉末是受到歧视的。
二、公孙氏政权兴衰史


辽东公孙氏政权在50多年里,前后经历了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和公孙渊三代四位统治者。下面我想依据很有限的文献材料,尽力勾勒一下以公孙氏为中心的五十年历史。
公孙度何时就任辽东太守首先成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这一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16]可是在割据自封之前,他还做了很多事,现在知道的有:一、笞杀襄平令公孙昭;二、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三、东伐高句骊;四、西击乌桓。[17]因为公孙度本来“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这几件事才使公孙度真正树立起了威信。按照常理推测,这几件事加上自立为辽东侯,不太可能在一年之间完成。辽东郡见于记载的上一任太守是杨终,他在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为张纯、张举的叛军所杀。[18]公孙度就任辽东太守在中平四年或更晚。另有一条旁证:名士管宁是东汉末年去辽东避难的,“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19]。管宁返回中原的时间,据《三国志·管宁传》:“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20]可见管宁应于黄初四年或五年(因为辽东与洛阳相隔悬远)离开辽东。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三十七年前应是公元186年,即汉灵帝中平三年,若以黄初五年计算,即为中平四年,正是黄巾起义席卷诸州的年代,这也与名士们“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21]相合。当时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可见这时公孙度已经任辽东太守,所以公孙度任辽东太守的时间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22]


了解了公孙度任职的时间,可以澄清一个习惯的误解,即认为公孙度是董卓任命的。因为《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写道:“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专权时任公孙度做辽东太守,《资治通鉴》便记为“卓以为辽东太守”[23]。董卓进入洛阳并独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时公孙度早就“威行海表”了。《三国志·董卓传》和《资治通鉴》举董卓所任用的刺史、太守,都只提及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五人,没有提到公孙度,也是一证。[24]

这样,到了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至少已经做了近四年辽东太守,在辟举制度下,足以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机构。当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并与关东诸军对峙于洛阳时,他就看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于是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一共在辽东经营了近20年,开创了后来割据的基业。他被记录的事迹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以后的14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许多侧面去了解他的功绩:首先,公孙度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25]四郡联成一体,[26]使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力量为之振作。东汉末年,许多被称为“东夷”的少数民族轻则不修职贡,重则寇掠州县,这时又纷纷向公孙氏政权表示臣服。公孙氏与“东夷”的关系,后面还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其次,公孙度的一大成就是使东北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公孙渊曾经指使辽东官署上书魏明帝,其中写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27]这说明东汉的幽州因为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的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经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28]无疑公孙度成功解决了财政问题,这是决定一个割据政权能否生存的关键,但在客观上却带来了东北地区的深度开发。其三,公孙度治理下的辽东社会显然是安定的,既不需要参与中原的争夺,也不用担心来自东夷的寇抄,因此随着中原日渐鼎沸,辽东成为了北方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人民避难的乐土。能够在东汉末年人口不减反增,不可谓不是一大成就。人口的增长,也是公孙度能实现经济自给的重要原因。第四,公孙度是尚贤的。避居辽东的名士如邴原、管宁、王烈都得到了公孙度的礼待,虽然他们大多不愿就任官职,也没有久留辽东之心,除王烈外,中国少安,都想尽办法回到中原。但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名士贤人接受了公孙度的征辟,成为辽东的官吏。
公孙度留下了一个势力范围东达日本海,北抵黑龙江流域,南包朝鲜半岛,西接辽东属国乌桓诸部[29]的割据政权,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去世,由其子公孙康嗣位。公孙康在职17年,见于史籍的事迹更加寥寥。根据仅有的记录,可以看出公孙康在外交上改变了其父的强硬立场,转为向曹操示好,并对汉和后来的魏表示臣服。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上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于武库,拒不接受。[30]到了公孙康嗣位,立即将永宁乡侯封给了其弟公孙恭,做出了妥协。其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讨收留袁尚、袁熙的乌桓,破之,屠柳城。袁尚、袁熙、乌桓辽东属国单于速仆丸、辽西郡单于楼班、右北平郡单于乌延均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悉斩之,传送其首”,[31]这是很明显的巴结曹操的做法。奇怪的是,公孙康执行这样的政策,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封赏,只在死后追赠了一个大司马。其中可能另有其它的原因,材料太少,不得而知了。

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 “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32] 这既表示了曹魏对公孙康努力的肯定,也充分尊重了辽东的自治权。平郭县属辽东郡,这一细节也委婉地显示了对公孙度那句“我王辽东,何永宁也”的让步。书中记载公孙恭曾经“病阴消为阉人”,故“劣弱不能治国”,公孙恭的施政记录近乎空白,但至少在处理与曹魏的关系上,他做到了相安无事。这时吴、蜀方盛,曹魏也不愿背后再出现一个敌人,公孙恭的劣弱无能正合胃口,这或许是公孙康一上任就受到曹魏的封拜的原因之一。
公孙恭毕竟无能,等到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稍稍长大,便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胁夺了公孙恭的位子。这时魏朝内部已经有趁机颠覆公孙述政权的提议,不过魏明帝头脑清醒,知道时机尚不成熟。这时的曹魏,西拒蜀汉诸葛亮于关中,南与东吴陆逊争于荆、巢,虽然不落下风,但这时再去远袭辽东,实非上策。于是魏明帝改拜公孙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虽然不如给公孙恭的隆重,也算是承认现状,示以安抚了。

公孙渊面临最危险的处境,他必须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处境是他自己造成的。“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33]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次是孙吴主动向辽东发起外交的。“嘉禾元年(孙权年号,公元232年)……三月,(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34]孙权为什么要派周贺、裴潜远道来到辽东,结交公孙渊呢?曹魏听说公孙渊“数与吴通”,发出了一道“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敕”,说道:“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35]虞翻当时被孙权贬在交州,“心不忘国,常忧五溪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36],可见孙吴与辽东交往,是为了获得辽东所产的名马。[37]吴的建交要求显然为公孙渊所积极利用,他想借与东吴的结盟提高与曹魏交往的地位。这一点却超出了魏明帝的忍耐底线,他不顾蒋济“虎狼当路,不治狐狸”的进谏,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伐公孙渊,大军往皆无功。[38]公孙渊的反应,正好应了蒋济“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的预言。公孙渊更加积极地与吴来往,这年十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吴主大悦,次年三月,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拜渊为燕王,督幽州、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39] 公孙渊不过是想借结吴提高自己与魏相处的地位,孙权如此隆重的封赐,势必要让他与魏决裂,毕竟吴绝远难恃,不比魏国势正盛,且近在比邻。于是,公孙渊借机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洛阳,收没吴使带来的军队和珍宝。他用这样极端羞辱孙吴的手段向魏讨好,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公孙渊朝秦暮楚的做法让自己对魏使的到来疑虑重重,加上一些不利的情报,他这样接待了魏使臣:“先以步骑围之,乃入受拜”。[40] 这下公孙渊的外交冒险彻底失败了,吴主差一点要亲征辽东,魏明帝也坚定了除掉公孙渊的决心,先后派毋丘俭、司马懿征讨辽东。这时让魏国头痛的诸葛亮已经去世了,蜀汉江河日下,司马懿得以从关中前线抽开身来,提兵四万,一举结束了公孙氏在辽东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这一年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


三、公孙氏与东北各族之政治关系

《晋书·地理志》“平州”条有云:“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41]辽东郡作为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边郡,其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与被称为“东夷”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两汉与东夷之间关系是不稳定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夷奉汉朝为政治上、文化上的宗主,定期向汉朝派遣使臣、贡献方物。汉朝也满足于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封拜各族首领,赏赐财物。一旦汉朝内部衰败,或发生动乱,东夷各族就会趁机寇掠边郡,扩张地盘。东汉末年,朝政一天天混乱下去,东夷的反叛也就日渐扩大。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述:“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42]公孙度的一大贡献,是恢复了汉朝强盛时在东北的政治秩序,并且在很多方面比汉朝更进了一步。前面提到的《辽东官署上魏明帝书》中写道:
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然犹跋扈,虔刘边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门昼闭,路无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没。渊祖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辽土之不坏,实度是赖。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而民系於虏廷矣。遗风馀爱,永存不朽。[43]
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大体上与史实相符。下面分别谈谈公孙氏政权与各族间的关系。
汉魏史籍所谓的“东夷”,一般包括:高句骊、夫余、濊(貊)、东沃沮、北沃沮(买沟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挹娄(肃慎)[44]。(图示如右[45])在公孙度任辽东太守之前,这里主要有三种较强大的势力,其一是高句骊,这是东夷诸族中最强大的政权,濊(貊)、东沃沮和三韩一般都臣属于高句骊,派军队随同征战;其二是夫余,整个汉代,挹娄都是臣属于夫余的,到魏黄初年间才摆脱夫余的控制,而北沃沮又弱于挹娄,每年夏天为了躲避挹娄人乘船抄掠,便藏身于岩穴之间[46],可见夫余是北边的霸主;第三种势力自然是汉朝的辽西、玄菟、乐浪三郡了。

首先来看公孙氏政权与高句骊之间的关系。高句骊的疆域基本在辽河平原以东的山地中,距离辽东最近,因而社会发育程度较其它诸夷要高,且“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47]既作了周边各族的霸主,又常常与汉朝边郡一争雌雄。高丽王高宫在位九十四年,[48]数次攻打辽东、玄菟,曾焚烧辽东、玄菟城郭,杀略吏人,连汉辽东太守蔡讽都战死在阵间。东汉数次在夫余军队的援助下,才保住了辽东和玄菟。最近的一次战斗,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是故国川王六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49]),“辽东太守兴师伐我,王遣子罽须拒之,不克。王亲帅精骑,往,与汉军战于坐原,败之,斩首山积。”[50]作为东北的地区性强权,高句骊与公孙氏政权之间总体上是一种冷战式的共存关系,既要保持距离,处处对抗,又不能大动干戈,因为还有曹魏黄雀在后。尽管如此,剑拔弩张的冲突也常常发生。在两者的对抗中,公孙氏是占有优势的。公孙度的一大政绩是“东伐高句骊”,《三国志·东夷传》还记有:“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51]由此看来,高句骊曾经屈意向公孙氏示好,双方建立过非常友好的关系。其后公孙度还有公孙康采取的策略是为高句骊王位争夺中的失败者提供政治庇护,可以借此扶植傀儡,控制高句骊。因为高句骊这时王位继承制度十分混乱,有兄终弟及,也有父死子继,并没有立长立嫡的明确制度。高句骊山上王延优(即《三国志》中出现的位宫)是故国川王的二弟,由于王后于氏矫诏,大弟发歧没有继承王位。发歧发动兵变,失败后投奔公孙度,时建安二年。公孙度借给他三万军队去攻打位宫,不过发歧无能,打了败仗,[52]没有让高句骊成为受公孙度控制的傀儡政权。《三国志》记公孙康曾经“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伊夷模更作新国”[53]。后来吴国随从张弥、许晏出使的官吏秦旦、张群等设法逃出玄菟郡,至高句骊,“因宣诏于句骊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54]如同公孙渊要与吴结盟对抗曹魏一样,高句骊明显是想在与公孙氏的对峙中获得吴的支持。有趣的是,后来在曹魏的压力下,高句骊也斩了孙权的使者胡卫,传首于魏。[55]这一年是魏明帝青龙四年。此后高句骊完全倒向了曹魏,等到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时,高句骊将兵一千人助之。[56]

东夷的第二大国夫余位于今天吉林省富饶的松嫩平原,“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狖、美珠”,又“其人粗大,性强勇谨厚,不寇钞”,基本与汉朝保持着和平的经济交流。公孙氏政权与夫余之间继承并发展了汉代以来的友好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东汉末年,辽东、玄菟二郡屡次遭到高句骊的袭击,多次赖夫余的援助而得保全。夫余郡本来汉末属于玄菟郡,等到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郡。公孙度非常重视夫余作为盟友的价值,“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夫余也需要汉族政权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二者一直是很好的同盟。汉时,夫余王安葬所用的玉匣,都预存在玄菟郡,到公孙渊被灭时,玄菟郡库仍有玉匣一具。可见公孙氏时期这一传统没有中断。[57
公孙氏政权的兴起,打破了东北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一度强大的高句骊被压制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原本臣属高句骊的三韩、濊成为了公孙氏的势力范围。“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58]还有一件事,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肃慎氏献楛矢于魏。[59]肃慎即挹娄,生活在今天黑龙江省东北部乌苏里江流域直至日本海的区域,如同《晋书·四夷传·东夷传》所述:“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60]遥远的肃慎氏贡献楛矢,一向被视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当政才有资格获得。魏明帝真的上比武王、周公吗?青龙四年,辽东的主人还是公孙渊,肃慎要想去洛阳上贡献,只能取道夫余、玄菟和辽东,没有公孙渊的首肯,怎么可能实现?青龙元年公孙渊斩送吴使臣张弥、许晏,认识到错误的对魏政策带来的危险,这时一定在想尽办法补救,那么导演一场“天降祥瑞”来赢得魏明帝的欢心,的确是上上之策。这样看来,肃慎氏的这次行动,一定与公孙氏有关。也就是说,公孙氏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远在乌苏里江流域的挹娄,这才是虽秦汉之盛,犹未能也。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总结说公孙氏政权的存在,既有效遏制了咄咄逼人的高句骊,又继续增进了和夫余的关系,不仅在朝鲜半岛重建了宗主权,还将政治影响前所未有地施加到了遥远的乌苏里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政治的影响仅仅是表层的,短暂的,真正历久弥深的是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辐射,东夷各族所处的广阔地域,对于建都洛阳的中原王朝,永远都是远在天边的蛮夷之地,只要不去城里烧杀抢掠,就不会进入天子和朝臣的视野。但是对于定都襄平的公孙氏政权,这里就是经济开发的腹地,是生死相依的同盟,也是卧榻之侧的劲敌。公孙氏政权对东北民族地区的开发,一定是花费过很多心血。虽然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几乎空白,[61]但却是解读这一段历史时必须进行的思考。
四、余 论


公孙氏政权覆灭之后,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继承了公孙氏的成就,从后来肃慎氏还远道到建康去给东晋进贡石砮,[62]可见其一斑。可是汉族政权毕竟南迁了数百年,再要对东北施加影响进行控制已是鞭长莫及了。东北再次成为一块远在天边土地。到了隋唐,这里的靺鞨、室韦、契丹已经很成气候,以唐之强盛,也不过置都督府,羁縻而已。决定中国历史的下半段的几支力量,契丹、女真、蒙古(源自室韦)、满洲,都由东北兴起。这些一定与西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里华夏文明的缺席,更与这之前的两汉、尤其公孙氏时期的全力开发有着莫大的关系。另外,公孙氏覆灭之后,毋丘俭率大军征伐高句骊,摧毁国都丸都城。高句骊由此迁都平壤,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历史命运。公孙氏政权对高句骊的压制,与高句骊后来被驱逐之间,显然也是有关联的,这些都有待未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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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史记》(校勘本),孙文范等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9、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

[3] 高雅风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一卷 (先秦—三国),孙进已、艾生武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西晋—隋),辽沈书社,1989年。

[4] (日)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田人隆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90页。

[5]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

[6]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54—57页。以及陈蔚松《汉代考选制度》,崇文书局,2002年,5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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